國家怎樣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世界每個國家都面臨著養老壓力，我國人口基數大，老齡化也越來越嚴重，由此可知養老壓力有多大，據悉，國家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正在努力緩解“6個勞動年齡人口養1個老人”的社會養老壓力。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健全多層次社保體系”，并首次提出“規范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當前，人口老齡化已是不得不接受的一個現實。按照國家發改委最新說法，“十四五”期間，預計中國將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30年來，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已增長至17.8%。這說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約17.8名老年人，也就意味著1名老年人需要約6個勞動年齡人口來負擔。

全國人大代表劉慶民說，隨著社會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各地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也越來越多，老人贍養問題應予重視。在農村，由于物質條件、基礎設施和配套制度均落后于城市，農村老人老有所養、物質和精神生活狀況比城鎮老人更為艱難。部分子女漠視贍養老人義務。少數人受文化教育程度較低，法制意識和道德觀念淡薄，存在子女因家庭矛盾、家產分配等問題不盡贍養義務的現象。

城市情況也不容樂觀。2016年數據顯示，北京市有養老許可證的養老機構460家，居住了4.1萬位老年人，與北京市60歲以上的戶籍老年人人口規模相比，只有1.3%的北京市戶籍老人居住在養老機構，有98.7%的北京市戶籍老人在家里，沒有住養老機構。

人口老齡化在全世界呈不可逆的趨勢。聯合國有關老齡化議題的報告中指出，“人口老齡化現象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歷史上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報告說，亞太地區今后50年人口演變最為重要的特點，是仍處于發展階段的國家人口迅速老齡化。各國政府將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為分擔年輕人養老壓力，“十三五”期間政府支持很多社區建設日間照料中心，當時計劃在每個社區建設一家日間照料中心。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大學教授張琳對此有過相關調研。她介紹，日間照料中心承擔了居家養老的支點功能。中央財政5年內共投入50億元支持開展全國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改革試點工作，共有203個地區列入試點。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政協副秘書長張廣東特意統計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14次提到“養老”，充分顯示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的發展。“快速增長的老齡人口在形成巨大社會壓力的同時，新的內需正在快速形成。”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浙江省副主委盛頌恩表示，這給未經開發的“銀發市場”帶來戰略發展機遇。“與養老事業發展同步，加快發展銀發產業，應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途徑。”

盛頌恩說，“銀發產業”不僅能為老年人帶來福利，還具有產業鏈長、涉及領域廣等特點，對上下游產業具有帶動效應，是內需增長的重要潛在空間。開發“銀發經濟”不僅是增進老年人福祉、建設老齡化背景下美好社會的需要，也是推進國內經濟增長和供給側改革的新動力。

北京誠和敬東城草廠社區養老驛站站長、80后劉寶三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4年前進入養老行業，每年都會關注全國兩會，對政策中“老齡化”“養老”這些字眼格外敏感。看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養老提那么高”，他表示，“雖然服務‘夕陽紅’群體，但越來越感覺這是朝陽產業。”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看來，“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將產生深刻、重大影響，養老金制度將首當其沖”，夯實養老金制度是應對老齡化的“百年大計”。

對于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的“養老保險第三支柱”，鄭秉文說，我們要走出中國特色的養老金模式。“世界前8個養老金資產超過GDP100%的國家中，共同特點是沒有主權養老基金和儲備基金。但第二、三支柱特別發達，合計養老資產是第一支柱的幾十倍。中國恰恰相反，我們第一支柱是二三支柱合計規模的幾倍。”

“標志一個國家養老金制度是否為資產型的重要標志是二、三支柱的發展水平。”鄭秉文解釋，在這方面，我國和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把二、三支柱做強，才是真正的多層次養老金體系”。

鄭秉文認為，年輕人極有可能迎來第二、三支柱越來越好的發展局面。“現在的年輕人未來面臨的養老，和年輕時的作為和準備有很大關系。他們從就業起就面臨養老金和理財，“就要參與進來并親力親為”。